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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下西洋的时间永乐三年（1405）五月己卯，“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五年（1407）九月壬子，“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械至海贼陈祖义等”。永乐五年回加不久复受命出使西洋，永乐七年（1409）回国。 第三次奉命出使，至永乐九年（1411）六月乙巳，“内官郑和使西洋诸国还，献所俘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并真家属”。第四次，据《明成祖实录》卷86载，永乐10年（1412）“十一月丙申，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满刺加、爪哇……诸国锦绮纱罗彩绢等物有差。”实际上该年郑和并未成行，而是驻军长乐县十洋街，并奏建长乐南山行宫以为官军祈报之所。第二年（1413），又重修长乐南山三峰塔寺；4月，“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回语可佐通信者，乃得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哈三。”直至这一年冬天，郑和才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永乐十三年（1415）七月癸卯，“郑和等第四次奉使西洋等国还。九月壬一寅，郑和献所获苏门答刺贼首苏干刺等于行在。”第五次，永乐15年（1417）五月十六日，郑和在泉州伊斯兰教灵山圣墓行香并勒石纪念，不久即统帅舟师下西洋；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戊午，“官军自西洋还”，受到成祖的赏劳。第六次，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癸巳，“郑和等第六次奉使西洋诸国”；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壬寅，“中官郑和等使诸蕃国还，暹罗、苏门答刺、阿丹等国悉遣使随和贡方物。”第七次，宣德五年（1430）六月戊寅，“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这时，郑和已所届花甲。宣宗诏谕下达后，郑和并未立即成行。第二年（1431）正月，他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刊勒《通番事迹碑》；十一月，又在长乐南山寺刊立《天妃之神灵应碑》，并“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九日，他才率船队出五虎门，正式起航。宣德八年（1433），郑和“奉使历忽鲁谟斯第十七国而还”。不久，约在宣德十年（1435），他默默地在南京辞世，终年65岁。郑和墓在南京市南郊牛首山南麓，当地群众俗称“马回回墓”。其后裔自明清以来世代相沿，定期来这里祭扫，从未间断过。第七次下西洋航程明朝祝允明所撰《前闻记》(1525年刻)详细记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行程日期及各地停留之日期，可供参考：人数：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史、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艌、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共27550员名。里程：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1431年1月19日)龙湾开舡，十日到徐山，二十日出附子门，二十一日到刘家港，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到长乐港。十一月十二日(1431年12月16日)到福斗山。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二十四日到占城。(注：自福建五虎门至占城共行船16日。)七年正月十一日开舡，二月六日到爪哇。(注：自占城至爪哇共行船25日。)六月十六日开舡，二十七日到旧港。(注：自爪哇至旧港共行船11日。)七月一日开舡，八日到满剌加。(注：自旧港至满剌加共行船7日。)八月八日开舡，十八日到苏门答剌。(注：自满剌加至苏门答剌共行船8日。)十月十日开舡，十一月六日到锡兰山。(注：自苏门答剌至锡兰山共行船36日。)十日开舡，十八日到古里国。(注：自锡兰山至古里国共行船9日。)二十二日开船，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忽鲁谟斯。(注：自古里国至忽鲁谟斯共行船35日。)八年二月十八日(1433年3月9日)开船回洋。三月十一日到古里。(注：自忽鲁谟斯至古里国共行船23日。)二十日大综船队回洋，四月六日到苏门答剌。(注：自古里国至苏门答剌共行船17日。)十二日开船，二十日到满剌加。(共行船9日。)五月十日回到昆仑洋，二十三日到赤坎，二十六到占城。六月一日开舡，三日到外罗山。(共行船2日。)九日见南澳山。十日晚，望见望郎回山，六月十四日到碕头洋。十五日到碗碟屿。二十日过大小赤。二十一日进太仓。七月六日到京。二十一日关赐奖衣宝钞。船号：如清和、惠康、长宁、安济、远之类，又有数序一二等号。船名：大八橹、二八橹之类。备注：郑和第七次大航海于1431年1月19日离开南京龙湾港，于1432年1月12日离开福建五虎门，途径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山、古里国，于1433年1月17日到达忽鲁谟斯(位于今伊朗东南米纳布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共用两年时间到达目的地忽鲁谟斯。1433年3月9日，离开忽鲁谟斯，1433年7月22日回到南京，回程共用了4个月时间。七下西洋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据《明史·郑和传》记载共有36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勃泥、办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兰山、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儿、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今印度半岛南端）、不刺哇（今索马里境内）。郑和大航海所涉及中外地名解释1、西域 在古代，狭义的西域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广义的西域指越过狭义的西域向西所能到达的地主，包括中亚、西亚、印度半岛，直至欧洲东部、非洲东北部。“其西域之西”中的“西域”指狭义西域，若与下文“迄北”对应，似可作“西部疆域”解；“西域忽鲁谟斯国”中的“西域”指广义西域。2、西洋 元、明时的西洋，指南海以西(约东经110以西)，相当于今文莱达鲁萨兰国以西的海洋和沿海各地，远至印度半岛、波斯湾及红海沿岸、非洲东北部一带。3、占城国 亦称占婆，古国名，在今越南的中南部。中国史籍上曾称之为林邑、环王。当地盛产稻谷，称“占城稻”，为稻谷良种之一，宋时传入我国；郑和下西洋后，占城稻在我国长江、珠江、闽江流域大面积引种、推广。福建省福州长乐一带称此稻为“占谷”或“黄占”，直至三十年前，都是当地高杆晚稻的一个优良品种。4、爪哇国 亦即麻口若巴歇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Java Island)。唐代以来的史籍称其地为“诃陵”“ 婆”。该岛北临爪哇海，南滨印度洋，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主要城市有雅加达(首都)、万隆、三宝垄、泗水苏拉卡尔塔)、泗水为华裔长乐人聚居地。5、三佛齐国 亦即室利佛逝国，梵文Srivijaya的音译，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当时都约在今日的巨港(巴邻旁，Balenbang)，位于苏门答腊东南部慕西河畔。6、暹罗国 泰国(Thailand)的旧称，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十四世纪中叶，由暹国与逻国合并而成，南临暹罗湾。现首都为曼谷，泰国的华侨 与华裔人数居世南亚首位。7、南天竺 天竺为古印度别称，古籍又称天竺为身毒。天竺分北、中、南三部分，南天竺指印度半岛的南部地区。8、锡兰山国 亦即锡兰(Ceylan)，或称狮子国，今称斯里兰卡(Srilangka)为亚洲南部岛国，隔保克海峡与印度东南部相望，面积6.5万平方公里，为佛教古国之一，主要民族为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首都科伧坡(Colombo)，位于该岛西南。9、古里国 又称“古里佛”，故地约在今印度半岛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Koxhikode)一带，为海上交通要冲。明永乐五年(1407)郑和二次下西洋时曾到此访问并立碑纪念。10、柯枝国 亦译作“国贞”，故地在今印度西南部的柯钦(Cochin)一带，是航道要冲和重要港口。十五世纪初与我国有友好往来。11、忽鲁谟斯国 即霍乐木兹(Hormuz)，又译作和尔木斯，地在今伊朗东南米纳布(Minab)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废址在霍尔木兹岛北岸，扼波斯湾出口处，为古代交通贸易要冲，今为对岸阿巴斯港所取代。12、木骨都束国 今译作摩加迪沙(Mogadiscio)是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共和国首都，位于索马里东南，临印度洋。13世纪以前建有古城。郑和下西洋曾两度访此。13、南京龙江 明初设“龙江船厂”于此。故址在今南京下关三汊河附近的中保村一带；水道旧称龙江，出龙江关通长江，龙江船厂曾为郑和下西洋造“宝船”，故又称“宝船厂”，造船的船坞叫“船作”，遗址犹存，宛如一口口巨大的水塘。1957年此地出土一根大舵杆，长1107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舵杆之长，足证郑和宝船规模之大。据《龙江船厂志》载，1411年(永乐九年)该船厂“改、造海船247只，备使西洋诸国”。龙江之滨原有天妃宫，已圮。14、长乐南山 因位于福建省长乐县县治之南而得名，今长乐县城区街道环绕此山。海拔仅约四十余米，又称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有塔，称三峰塔(圣寿宝塔)；有寺称三峰寺或三峰塔寺；寺旁有“天妃行宫”，祀妈祖，《天妃灵应之记》碑即立此宫内；宫旁有郑和所建“三清宝殿”，殿内“钟鼓供仪，靡不俱备”，钟即“郑和铜钟”，原件抗战期间移南平市。以上寺、宫 、殿均已圯，塔巍然存，近年加固整修，更为壮观。1935年，在原寺、宫、殿废址上建有郑和史迹陈列馆，《天妃灵应之记》碑系该主馆主要陈列文物，南山(三峰山)同年辟为“郑和公园”。15、兹港 指长乐太平港通闽江。位于长乐县南山西麓以西、以北，狭义指靠近长乐县城吴航头一带的下洞江水域；广义泛指整个下洞江水域，该港原来江面宽阔，水深可泊巨舟，有“无风万里磨平玉，有月千波漾碎金”之说；港东北、东南屏峙首石、六平诸山，可蔽阻台风袭击，为避风良港。《长乐县志》《长乐六里志》均载有；三宝太监郑和通西洋，驻舟师造巨舶于此，奏改名为太平港等句。由于沦桑变化，今仅余一狭长水道，通小汽轮，原水道大部分成为沃野良田，部分辟为新居民区，该居民区主干道路称“太平港”路，与郑和路垂接。16、苏门答腊国 又译作苏木都剌(Samud'ra)、苏文答剌、苏文达那。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Sumatra Island)北部洛克肖马韦附近，今为全岛总称，该岛北临马六甲海峡，南濒印度洋，赤道横贯中部，为印尼西部大岛，面积43.4万平方公里，首府棉兰。17、满刺加国 旧译亦作麻六甲，今译作马六甲(Malacca)14－16世纪马来亚半岛上的封建王国，位于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洲一带，居马六甲海峡要冲，1411年(永乐九年)，该国国王拜里迷苏剌(Parmesvara)曾率妻子、大臣等540人来中国访问；郑和船队屡经其处，现马六甲州居民半数为华裔，其首府马六甲市居民四分之三为华裔；市内有三保庙、三保井、三保城等古迹。18、阿丹国 Aden，古国名，今译作亚丁，故地在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扼红海和印度洋出入口，为海陆交通要冲。古时为宝石珍珠集散地，十五世纪前期便与中国互通使节、贸易。今之亚丁市位于亚丁湾一个突出的小半岛上。为也门民主队民共和国(南也门)首都。1990年5月，南、北也门合并为也门共和国，亚丁成为该国的“经济首都”。19、卜剌哇国 故地在今索马里共和国布拉瓦(Brava)一带；十五世纪前期与中国友好往来，互通使节，郑和船队曾到此访问，布拉瓦东临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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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中央电视台CCTV-4《走遍中国》摄制组来到濠江区达濠古镇，拍摄电视专题片《走进汕头·达濠古城探秘》，专题片用40分钟的长度介绍了这个全国保存最完整的袖珍城——达濠古城。专题片播出后，引起了海内外极大的关注，很多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探访古城。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古城为什么要建这么小？能发挥御敌的作用吗？关于建古城的民间传说有依据吗？为了还古城历史真实的面目，需要把相关的历史资料作一个系统的介绍。
建设达濠城的历史背景
关于达濠城，《潮阳县志》（光绪甲申本）载：“国朝康熙五十六年奉旨建达濠城，城在县东30里招收都，周围142丈，高1丈5尺。”招收都指的是古代达濠、马等地域的行政建制，与相邻的砂浦都合起来相当于现在的濠江区全境。建达濠城的同时，还在达濠岛岸线上建有炮台三座，分别是：“广澳炮台，在县东50里；蓬澳炮台，在县东60里；河渡炮台，在县东50里。”在此之前，达濠岛已建有磊石汛营、石汛营、狗母涵汛营、沙浦汛营、弓鞋石炮台等设施，总兵员达417名，建制为“水师达濠守备营”，隶属南澳总兵府。
如此密集的海防设施用来抵御什么样的海上军事力量呢？有一个说法是为了对付台湾的郑氏集团，实际上是错误的。
达濠岛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险要，正好扼住韩、练、榕三江的出海口，与大陆紧邻相隔一条窄窄的海峡，称为濠江。濠江通向南海的岬口叫“门嘴”，是进入大潮汕的水上门户，岛上丘陵逶迤，植被丰茂，渔、农、盐饶熟。所以，达濠岛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北宋以来，历朝历代均构筑了大量海防设施。这一战略要地，当然也是盗匪、海寇觊觎之地。明、清之际，海盗常常勾结倭寇侵掠东南沿海村镇，甚至县城（比如林道乾、张礼等海盗），百姓苦不堪言。达濠岛处战略要冲，寇祸尤甚。在下尾寨就曾经发生过贼人杀人取血造船这一令人发指的骇怖事件。
明清交替之际，郑成功军事集团拥台澎及东南沿海以抗清，为击败郑氏集团，康熙元年，清朝实行“迁界”政策，即沿海居民全部内迁百里，把沿海变成无人区，以断绝郑军的给养。达濠人邱辉聚众反“斥地”，踞濠抗清，后归附郑氏，曾受郑氏命于达濠设“大明潮州府”。康熙十九年，邱辉在达濠兵败退踞台澎，达濠方收归界内，正式列入清政府版图。康熙二十年，设“达濠营守备署”。康熙二十二年，清军攻克台湾，完成一统，从以上史实可知，建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的达濠城及其他海防设施和对付台湾郑氏集团毫无关系，目的在于抵御海盗倭寇，保境安民。
建城的史实和与此相关的一个民间传说
考诸史籍，没有更多关于建造达濠城的记载，但民间传说中却丰富鲜活得多：为加强海防，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两广总督杨琳上奏朝廷，请求在达濠岛建城卫以抵御敌寇。朝廷遂下旨着南澳总兵府负责建城事宜，任务着落到一位称为“许公”的地方官身上。按当时的城防规划，是将聚居人口较为集中的赤港、青林、达埠（均有寨，俗称“三乡”）三个村围在城内，这样的话，要建一个很大的城（起码都要四五平方公里）。许公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发现了两个大问题：一是达濠以渔盐业为生，依潮汐流水生产作息，城建成后，城门开关有制，必定给民众带来极大不便；二是达濠民众生活困苦，大兴土木建一大城实在是劳民伤财。许公便想出一个应对的办法：在海边建一个袖珍小城应付应付，花费不多，又可向朝廷交差，然后把结余下来的建城经费用于修筑防潮海堤和避风港，造福民众。
但结局是：许公因违旨而畏罪吞金自杀，达濠百姓感念其恩德，自愿集资建“许公生祠”于城前，永世祭祀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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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文化是中华的一个分支，在潮汕地区（以现在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为中心）自然环境的影响下，于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
潮汕地区位于东经115度06'—117度20'、北纬22度53'—24度14'之间，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建省毗邻。潮汕面对滔滔大海，南海和台湾海峡在这里交接。潮汕与台湾南端，为一衣带水。潮汕总面积10346平方公里，其地形大势，西北高而东南低，东北和西北多高山，东南面海，形盛一个内陆比较封闭，而有很长海岸线的地理小区域。这种地形地貌特征，对潮汕文化的形成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潮汕文化包含着不少的文化特质，这些特质构成了既与共存于同一地域 中的畲族文化、客家文化不同，也于周边其他地域文化有异的一个体系。在这些文化特质中，语言是最具有区别性特征的一种。因而，我们把潮汕文化理解为由讲潮汕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个文化共同体。
潮汕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它的形成过程，是本地土族文化和中原移民文化经过多次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逐渐融合的过程。在形成自身特色之后，由于潮汕人的迁徒、潮汕文化向外传播，同时也吸收其它文化的因素，不断发展。
距今8000年以上的南澳象山文化遗址，与闽南的“漳州史前文化”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距今6000—5500年前后的潮安陈桥文化遗址，仍然表现出与闽南同一时期文化遗址（例如平潭县海坛岛壳丘头文化遗址）接近的文化风格。而陈桥出土的陶器，具有河姆渡文化夹砂、夹蚌陶器的特色。距今3500年前后的普宁后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鸡型壶，其祖型——垂囊（盉）最先出现于河姆渡第三期文化。可以说，这4000余年间，本地原住民创造的新石器文化，可以归属于长江下游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文化区（文化区划分依苏秉琦说，见《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1974年以后本地发掘出数目较多的被称作“浮滨文化”的文化遗址，其年代稍后于后山文化遗址，距今约3400—2900年（相当于商代中后期到西周前期）。浮滨文化中，明显含有中原商文化的因素。但是这种因素已经融合于土著文化，发生了变异。浮滨文化仍然是一种面貌独特的土著文化。
距今2700—2200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潮汕考古遗址中，南越族特有的夔纹陶器已大量出现，说明在这段时间里，南越文化以很强劲的势头渗入本地，并改变了土著文化的面貌。
一直到秦汉以后，汉文化才对本地区有所影响。然而，即使到汉代，这种影响也还是通过南越间接传入的。而且在这一时期，本地区文化的汉化程度，也远远不及珠江三角洲地区。
晉唐时期，中华主流文化在本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这一时期主流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三个情况值得我们注意：其一，东晉义熙九年（413）置义安郡，是本地区州郡一级建制的开始，它说明本地区在编人口的增加。这些新增在编人口，来自南迁的中原移民。但是，在这一阶段，南来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似乎处于一种隔离状态。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本地区发掘了东晉六朝砖室墓近10座。这些墓葬，从墓室的形制到出土的殉葬品，完全保留着中原的风格，与江南地区同时期的墓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可以使我们觉察到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关系的蔬远。其二，隋唐之交，广州俚帅杨世略据有潮、循二州（《新唐书·高祖本纪》），土著势力在本地区仍然占据着优势。高宗武后时，陈政、陈元光父子与58姓军校屡次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实际上是中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通过战争的形式不断地互相接触的过程。其三，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潮后兴办乡校是一个人所熟知的事件。韩愈的《潮州请置乡校牒》说，潮州以前虽有学校，却荒废已久，读书人少，百姓和官府的下层办事人员文化素质都很差。因此，他捐了俸钱办学，并举荐赵得为教师。苏轼认为，韩愈贬潮之前，“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潮州韩文公庙记》）。这种说法，自吴澄而下，多有人反对。若从潮州人口的教育程度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着眼，苏轼把韩愈视为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普及儒家文化的代表，视为转变潮州社会风气的百世之师，是无可非议的。
宋元时期，闽文化的西渐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环节。此时，闽文化空前繁荣，中华主流文化以闽文化为中介，对本地区影响的力度加强。时至今日，历史上政区基本上隶属广东的潮汕，文化面貌却接近闽台，就是在这一时期打下基础的。
宋元时期闽文化的影响本地区，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闽籍官师的宦仕潮州。宋代潮州职官多闽人，以知州为例，北宋知州籍贯可考者30人，闽人17人；南宋知州籍贯可考者63人，闽人36人。属官中闽人更多。当时闽籍仕潮官 师，尊崇韩愈，慨然以兴学明道为已任。对此，饶宗颐先生在《宋代莅潮官师与蜀学及闽学》一文中以有详论。宋代潮州的教育比唐代有显著的发展。据明嘉靖《潮州府志·选举志》载，太平兴国四年（979），谢言以“草泽应诏，进士及第”，自此后到宋末止，潮州共有139人登进士第。这一批精英，是在民众教育程度提高的状态下出现的。随着教育的发展，中华主流文化在潮州迅速传播，潮州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接近于发达地区，故《方舆胜览》有“封疆虽隶于炎方，文物不殊于上国”之誉。闽籍官师的兴学传道，在其间起了很大的作用。二是闽人移民潮州。晚唐以前，潮州无论从全国还是从广东看，都属于荒僻之区，人口希少。北宋以来，韩江三角洲的开发利用，使本地区的生存环境日益改善，来自闽地的移民日益增多，人口数量发展很快。根据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亩田赋统计》，潮州唐宋元三代人口密度为：唐代，每平方公里1.2人，在全省27个州中排第23位；北宋，每平方公里4.5户，在全省23个州军中排第5位；元代，每平方公里27人，在全省23个路州军司中排第3位。可见，宋元时期本地区的人口数量已经跃居全省前列。闽人移民潮州在文化上的意义，首先是促使本地区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海上运输和贸易活跃起来，潮州人的善贾，在此时已见端倪。其次。移潮闽人之中多宦仕与世家，其中有很多成为本地望族（饶宗颐《潮州志·民族志稿》）。潮汕人至今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应于此时奠定基础。再次，将闽地风俗，从方言、民间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习惯带入本地区，闽潮同俗，自此时已然。
明清时期的海防政策，对潮汕文化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明朝建国伊始，便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施行锁海政策。这一政策直接影响着明代潮州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
海禁政策使宋元以来潮州发达的海上贸易，受到及大的冲击。潮州海商为了继续从事海上贸易，多冒充贡使，或以通事身分，诱番船以入贡为名前来通商。而海禁稍松，潮州海商又络绎私自出海贸易。正德年间，明政府鉴于广东地方海上贸易不可禁绝的事实，允许海外商舶由“官府抽分，公为贸易”（《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三），潮州民间私舶往来交易遂有进一步发展。明世宗即位之后，朝廷又严海禁之令。这时，潮州的海上私市贸易已经不可抑止，南澳成为地中国海上私市贸易的中心。中外商人贸易交接于此，而后发放商舶，南下北上。从事这种海上私市贸易活动的团伙，往往以武力对抗海禁；又恃其武力攻掠村寨，截却商船，以祈取得更多的财富，酿成了几十年的潮州海寇之乱。
明代海上贸易的兴衰起伏、在潮州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连锁性作用。
由于实行海禁，原来地狭人稠、居民多以懋迁为业的福建下三州，有大量移民迁入潮州，使本地区的人口数量持续发展。有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韩江三角洲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水利的兴修和双季稻种植面积的扩大，使本地的粮食产量平稳上升。这一时期，潮州仍有余粮可以输出福建。在人口增长的刺激下，农业商品化的倾向明显加强。
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促了本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得到甘蔗、棉麻生产的支持，制糖、纺织等行业悄然兴起。入明以后因为海禁妨碍外销而呈现衰退气象的潮州陶瓷业，到嘉靖年间又重新发达起来。潮州所产的青花日用瓷，远销东南亚一带。同时在海上私贸易刺激下，造船、矿冶等到行业也相当兴旺。
由于民间贸易日益活跃，潮州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人口剧增。潮人善贾的特点，因此而进一步加强，成为传统。
经济的增长，促进了文教的发展。洪武八年（1375），朝廷诏有司立社学，但在潮州并未见施行之效。正统元年（1436），潮州知府王源在本州设立社学，举行乡约。到正德嘉靖间，潮州士绅薛侃等从学王阳明，复回本地聚众讲习王学，并积极推行乡约。其时，广东督学魏校也传檄各府县毁淫祠，立社学。由于官师和士绅们的努力，儒家文化渗透到下层社会，追远报本、荣宗耀祖的理念为潮汕人普遍接受。
嘉靖以后朝廷的严海禁之令和因此而加剧的海寇之乱，在两个方面对潮州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是嘉靖万历间，纵横东南沿海的几个大海寇商人集团，在明政府军事高压的逼迫下，出走东南亚，成为早期潮籍移民。这些海寇商人的滞留海外虽然是被迫的，但他们在东南亚的开拓，却为清代以后的潮汕移民奠定了基础。二是沿海一带大村寨的建立。明末海寇之乱，本地居民多聚族自保，或筑一村筑一堡，或数村合一寨，武装自卫以御敌。这使潮州的农村形成了一批人口高度密集的大聚落。如和平、鸥汀、庵埠、塘湖、冠陇、南洋、樟林等，聚众多以万数。大型村寨的形成和自立，导致宗族势力的强大，潮汕人的宗族观念也由是而强化。
从明万历年后期开始，本地区经历了数十年的动乱，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平定台湾，驰东南海禁、潮州社会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五六十年间，人口增长的速度较快。到乾隆中叶、本地区的粮食产出已经不敷自给。人口的压力，对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有着悠久海外贸易传统的潮州商人，在政府的许可下，打造洋船，从暹罗转运稻米进口。从稻米交易开始，潮州商人在东南亚的商贸活动不断拓展。与此同时，大量的潮州商民移居暹罗，形成18世纪七八十年代潮州人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高潮。
由于人均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农民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价值，只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由此导致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化。出现于明代后期的制糖、棉纺业应时而发达起来，潮糖、潮毯、潮蓝布闻名南北。这又使得更多的潮州人有可能专业从事商贸活动。清代的科举制度限制了许多读书人的仕进，而本地发达的商贸业给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儒生的业贾，大大提高了潮州商人的素质；捐纳制度，又能给业贾有成者带来与仕进相当的荣耀。这样，在潮人商贾的传统上又添加了重商的成份。
清代的潮商活跃于国内外市场。随着商人们走南闯北，本地的一些独特的民俗事象，全例如潮州戏、潮州菜、工夫茶，在于中华文化其它地域分支的交流中定型，成为人们原意承认，也乐于接受的文化特质。
汕头开埠（1860）以后，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潮汕文化有了一些新的发展。这一时期，潮汕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传统文化正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经历了一个革旧易新的过程。例如汕头开埠以后，新式学堂大批出现。道光二十九年（1849）到宣统三年（1911）的62年间，潮汕地区改、创办的新式学堂，就其较主要者统计，已经超过100所。教育模式的现代化，驱动了潮汕文化的进步。潮汕人从后活方式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潮汕又出现了三次向东南亚移民的浪潮，时间分别为1870—1910年、1926—1933年、1945—1949年。这三次移民潮，导致了海外潮人社会的生成。海内外两个潮人社会的密切联系与交往，也促动了潮汕文化的新发展。
潮汕文化的新发展，在它的很多文化特质上面都有所表现，而最主要的还是反映为文化心态的进步。具体的说在两方面：
一是宗族观念的拓展。明清时期本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使潮汕人形成了强烈的宗族观念。在这种观念的笼罩下，当一个潮汕移民赤手空拳来到异乡，首先想到的是投靠自已的宗亲，再谋求发展；而后者也会义不容辞地接纳他。易于立足，无疑是海外潮人社会得以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狭隘的宗亲关系，也使早期海外潮人社会处于“小群可合，大群不可合”（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松散状态。海外潮团的创立，远后于福建、客家和广府诸帮，就是明证。当时有人评说：“自来国人于团结观念，散而不整，松而不固，此南北各地所同也。而我潮人尤甚，相形见绌，时见讥于人者。”（赖连三《香港纪略》）本世纪初起，这种情况显然有所改善。在有士之士的倡导下，海外潮团组织纷纷成立。海外潮人在加强团结的同时，更加关心祖国和家乡。他们在潮汕办工厂，建学校，热心慈善事业。有不少海外潮人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倾斥家资，甚至献出生命。随着时代的进步，海外潮人狭隘的宗族观念拓展而为爱国爱乡的思想。高度的凝聚力，成为潮汕人文化心态的一大特点。1981年以来由世界各地潮团组织轮流主办的国际潮团联谊大会，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正足以证明潮人凝聚力之强。
二是开拓精神的发场光大。明朝时期，受地理环境和人口压力的双重挤压，潮人出海经商和移民海外的风气日见炽盛，形成一种不避冒涉风涛，向海外发展的传统，孕育出勇于开拓的心态。近代以来，潮汕人的开拓精神进一步发场光大。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近几十年来潮商经营方式的转型和业务拓展。与中国乡士社会的传统观念相应，早期潮商的经营，采取家族管理的形式，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合一。自80年代起，已经有一定经营规模的潮人工商业，逐渐采用现代化的股分制管理形式，任用有能力有经验的高层干部进行管理，把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开，使企业管理模式更加开放。与此同时，很多潮人企业家积极拓展经营领域，从传统工商业向金融地产、交通能源、高新技术等行业进军，进而打破行业与地域界限，组成国际性大集团公司，加强了竞争能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潮汕人勇于开拓的文化心态，在这些企业家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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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资源类型海洋中有丰富的资源。在当今全球粮食、资源、能源供应紧张与人口迅速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开发利用海洋中丰富的资源，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人类开发利用的海洋资源，主要有海洋化学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底矿产资源和海洋能源四类。
海水可以直接作为工业冷却水源，也是取之不尽的淡化水源。发展海水淡化技术，向海洋要淡水，是解决世界淡水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海水中已发现的化学元素有80多种。目前，海洋化学资源开发达到工业规模的有食盐、镁、溴、淡水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丰富的海洋化学资源，将广泛地造福于人类。
海洋中有20多万种生物，其中动物18万种，包括16000多种鱼类。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已开始捕捞和采集海产品。现在，人类的海洋捕捞活动已从近海扩展到世界各个海域。渔具、渔船、探鱼技术的改进，大大提高了人类的海洋捕捞能力。海洋中由鱼、虾、贝、藻等组成的海洋生物资源，除了直接捕捞供食用和药用外，通过养殖、增殖等途径还可实现可持续利用。
在大陆架浅海海底，埋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硫、磷等矿产资源。在近岸带的滨海砂矿中，富集着砂、贝壳等建筑材料和金属矿产。在多数海盆中，广泛分布着深海锰结核，它们是未来可利用的潜力最大的金属矿产资源(图3.14《深海锰结核》)。
海水运动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它们属于可再生能源，而且没有污染。但是，这些能量密度很小，要开发利用它们，必须采用特殊的能量转换装置。现在，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是潮汐发电和波浪发电，但是工程投资较大，效益也不高。
海洋渔业生产
海洋渔业资源主要集中在沿海大陆架海域，也就是从海岸延伸到水下大约200米深的大陆海底部分。这里阳光集中，生物光合作用强，入海河流带来丰富的营养盐类，因而浮游生物繁盛（图3．15《大陆架剖面示意》）。这些浮游生物是鱼类的饵料，它们在海洋中分布很不均匀，一般在温带海区比较多。
温带地区季节变化显著，冬季表层海水和底部海水发生交换时，上泛的底部海水含有丰富的营养盐类，这些营养盐类来自海洋中腐烂的生物遗体。暖流和寒流交汇处或有冷海水上泛的地方，饵料比较丰富。这些地方通常是渔场所在地（图3．16《世界主要渔业地区的分布》）。因此，尽管大陆架水域只占海洋总面积的7．5％，渔获量却占世界海洋总渔获量的90％以上。
世界主要渔业国都分布在温带地区，这些温带国家鱼产品消费量高，市场需求大。中国和日本是世界海洋渔获量较多的国家。中国在充分利用近海渔场（图3．17《舟山渔场的沈家门渔港》）和浅海滩涂大力发展海洋捕捞和海水增养殖业的同时，远洋捕捞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日本可耕地有限，人口密度高，因此海洋水产品在食品结构中比重较大。
海洋油、气开发
海底油气的开发，开始于20世纪初。它的发展经历了从近海到远海、从浅海到深海的过程。受技术条件的限制，最初只能开采从海岸直接向浅海延伸的油气矿藏。80年代以来，在能源危机和技术进步的刺激下，近海石油勘探与开发飞速发展，海洋石油开发迅速向大陆架挺进，逐渐形成了崭新的近海石油工业部门。
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通常利用地震波方法来寻找海底油气矿藏，然后通过海上钻井来估计矿藏类型与分布，分析是否具有商业开发价值。
海上钻井平台（图3．18《海上钻井平台》）是实施海底油气勘探和开采的工作基地，它标志着海底油气开发技术的水平。工作人员和物资在平台和陆地间的运输一般通过直升机完成。油气田离炼油厂一般都较远，油气要经过装油站通过船舶运到目的地，或直接由海底管道输送至海岸。
海底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采是一项高投资、高技术难度、高风险的工程，国际合作和工程招标是可行方式之一。
海洋空间利用
世界人口迅速增长，使陆地空间显得越来越拥挤，海洋空间的开发利用问题越来越令人关注。海洋可利用空间包括海上、海中、海底三个部分，随着人类逐步向海洋挺进，海洋将成为人类活动的广阔空间（图3．19未来海洋空间利用示意）。
海洋环境不同于陆地，它的环境和生态条件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人类活动在近海和海洋表面，要抗御多变的海洋气象状况和海水的运动；深海活动要能适应黑暗、高压、低温、缺氧的环境；海水的腐蚀性强，海冰的破坏性大，对工程设备材料和结构有严格的要求。因此，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对科学技术和资金投入的依赖性大、技术难度高、风险大。
海洋空间利用已从传统的交通运输，扩大到生产、通信、电力输送、储藏、文化娱乐等诸多领域。交通运输方面包括海港码头、海上船舶、航海运河、海底隧道、海上桥梁、海上机场、海底管道等。生产空间有海上电站、工业人工岛、海上石油城、围海造地、海洋牧场等。通信和电力输送空间主要是海底电缆。储藏空间方面，有海底货场、海底仓库、海上油库、海洋废物处理场等。文化娱乐设施空间包括海洋公园、海滨浴场和海上运动区等。
海洋运输和港口建设
海洋曾经是人类从事交通运输的天然屏障。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在努力将海洋屏障变为海上坦途。最初，人们利用人力、风力或洋流作为动力，驾驶木船在近海活动。随着欧洲人到达美洲大陆，世界海洋航运由近海转向远洋。之后，世界大洋重要的航道陆续开辟。20世纪初，开辟了通往南极和北极的航道，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相继开通。现在，人类已经能够将船舶驶人世界任何海域（图3．20世界主要海运路线）。
20世纪60年代，世界石油生产和运输增长，大型油轮得到发展。集装箱船的兴起，带来了海洋货物运输的革命。今天，穿梭在辽阔海洋上的是百万吨级的大型集装箱货轮和巨型油轮。这些船舶不仅拥有无线电导航和全球定位技术等现代化仪器设备，还可以选择最佳航线服务，以节省能源和航时，减少危险。
沿海港口是海洋运输船舶停泊、中转和装卸货物的场所，也是人们开发利用海洋空间的主要场所。港口一般有一个服务区域，即腹地，该区域的商品和货物通过这个港口向外扩散。为了完成运输任务，港口要有配套的设施，如码头、装卸设备等，还要有高效率的运作服务。在港口发展过程中，受内外因素的影响，港口的规模、服务功能和范围可能有所变化。例如，某些国家的政府为吸引船舶来本国港口中转，对港口实行特殊政策，将港口辟为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等，不需或很少缴纳费用。
荷兰的鹿特丹很早就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之后，鹿特丹港又通过开凿连通北海的运河，改善水运条件而持续发展。鹿特丹利用中转散装货物的机能，发展了农、矿产品加工业和造船工业（图3．21鹿特丹港口的土地利用）。中继贸易也带动了腹地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各国经济复兴，鹿特丹成为欧洲联盟的大门，港湾和航空设施得到完善，港口的中转机能更加突出。现在，鹿特丹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腹地覆盖了欧盟的半数国家。
围海造陆
沿海地区人地矛盾激化，使人们将眼光投向大海。荷兰人从13世纪就开始围海造陆，目前，荷兰有1／5的国土是从海中围起来的。围海造陆是缓解人多地少矛盾的重要途径，但是它需要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特别是做好以水利工程为中心的配套建设。
在近岸浅海水域用砂石、泥土和废料建造陆地，通过海堤、栈桥或者海底隧道与海岸连接，这种新建陆地称为人工岛。世界上一些沿海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法国、荷兰等都已建造了人工岛。其中以海上城市（图3．22日本神户人工岛）的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兴建海上城市，工程和费用巨大，需要以强大的国力作基础。
澳门人多地少，有限的土地不足以满足发展居住、绿化、交通、工业、商业等的建设需要。澳门沿岸有许多淤积成的浅滩，有的在落潮时能露出水面，澳门人将它们视为良好的后备土地资源。100多年来，澳门人利用填海造陆的办法使土地面积扩大了1倍（表3．2澳门历年土地面积的变化和图3．23澳门历年填海范围）。
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环境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海洋污染，即污染物进入海洋，超过海洋的自净能力；二是海洋生态破坏，即在各种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下，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一）海洋污染
海洋污染物绝大部分于陆地上的生产过程。海岸活动，例如倾倒废物和港口工程建设等，也向沿岸海域排入污染物。污染物进入海洋，污染海洋环境，危害海洋生物，甚至危及人类的健康。
工业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废弃物是海洋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它们集中在大型港口和工业城市附近。1953－1970年，日本九州岛水俣湾发生的汞污染事件，就是因为工厂在生产有机产品过程中，排出含汞废物。这些有害物质流入海洋后，逐渐在鱼和贝类体内富集。最后导致100多人严重中毒，并先后死亡。
核电站和工厂排出的冷却水，水温较高，流入河口或海中时，往往给海洋生物带来影响。施入农田的杀虫剂随雨水流进河流，或者随土壤颗粒在河口附近淤积，最终进入海洋。偶发性的海上石油平台和油轮事故，引起石油渗漏和溢出，造成海洋污染。
（二）海洋生态破坏
除海洋污染外，人类的生产活动，例如工程建设和渔业生（围垦和滥捕等），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例如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都会使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改变。人类对某些海洋生物的过度捕捞，导致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减少，质量降低，也使部分物种濒临灭绝。有些海岸工程建设和围海造田缺乏科学论证，破坏了海岸环境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目前，海洋开发活动还缺乏综合的、长远的规划、综合效益比较差。
石油污染和监测防治
沿海工业生产和海运航线上的船舶，是石油污染的主要来源。因此，石油污染区域集中于沿海水域和海上航道沿线。由意外事故造成的石油泄漏，因为污染迹象明显，污染物集中，危害严重，因而倍受公众的关注，也是目前治理污染的重点。
为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很多国家在试验新的原油装载方法。有些国家配备了除污船，用来清除港口水面垃圾和污油。
海洋权益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世界性的开发海洋热潮。海洋科学和技术迅猛发展，成为当代新技术革命的重要领域之一。为适应国际海洋开发、保护和管理的新形势，国际社会经过20多年的努力，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于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海洋法公约的诞生，使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例如，长期争执不休的领海宽度问题得到了解决；国际海底及其资源确立为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全球144个沿海国家除拥有12海里领海权外，其管辖海域面积可外延到200海里，作为该国的专属经济区，享有勘探、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及底土自然资源的主权。我国管辖海域面积为473万平方千米，约相当于我国陆地面积的二分之一，因此，加强海洋综合管理显得日益重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诞生，为建立国际法律新秩序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兼顾各个国家的利益和要求，还有许多不完善和不明确之处。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在封闭和半封闭的海域，周边国家主张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就有可能存在着重叠，还有一些岛屿主权争议和渔业资源分配等问题，这些都有可能成为相邻国家关系紧张，甚至引发国际冲突的新的因素。因此，相邻国家间管辖海域划界和海洋权益，要求有关国家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予以公平合理的解决。